广州市科技局局长王桂林：广深共建的特色实验室将于年底前投入使用

　　2020年广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广州将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这对广州科技创新领域的工作提出了新要求。进入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科技创新如何助力广州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南方日报、南方+记者就此专访了广州市政协委员、广州市科技局局长王桂林。

广州市政协委员、广州市科技局局长王桂林。

　　疫后广州要科研与产业“两手抓”

　　南方日报：针对当前的新形势，党中央强调要加大“六稳”工作力度，并明确提出了“六保”任务。围绕“六稳”“六保”，广州市科技创新领域的工作思路是怎样的?

　　王桂林：我们会继续坚持科技创新工作的“初心”，着眼于科学、技术、产业等科创链条的各环节。即遵循“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发展、生态优化、人才支撑”科技创新全链条发展规律。科技局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这个规律展开。

　　如今，我们有些科技在世界范围内已处于领先地位，濒临“无人区”;一些关键核心技术还有待突破。因此，必须要开展基础研究，从源头获取发展新动能。

　　科技创新路径就要调整为“从科学到技术到产业”;创新模式则为以“科学引领产业”实现集成创新和原始创新。这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首先要把“根本”或者说“源头”做好，然后才可出新出彩。科技系统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就必须坚持全链条发展规律。以往，我们的工作重点在发展产业，着力提升企业数量、质量。现在，广州要“两手抓”：既要抓好产业发展，也要加强科学力量的培育。

　　南方日报：以创新驱动服务全市“六稳”“六保”工作大局，广州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思路。那么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后，广州市科技系统的重点举措包括哪些方面?

　　王桂林：首先，深耕“科学发现”，构建“1+4+4+N”高端战略创新平台体系。其中，“1”是指以明珠科学园为主阵地，打造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主要承载区;第一个“4”是指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前沿研究战略支撑，建设国家级科研基地;第二个“4”是指以省实验室为原始创新主力军，打造国家实验室梯队;“N”是指以高水平创新研究院为技术供给主平台，带动国家战略级新兴产业发展。

　　其次，为市场主体纾困，激发市场创新活力。我们要分层分类支持高企做强做优做大。科技局将推动强化龙头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对供应链自我掌控力。同时，还要“保”中小微企业，用普惠制政策和科技金融的手段使之渡难关、稳发展。

　　此外，通过疫情防控的历练，广州的科技攻关优势有待转化为产业优势，加快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也是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我们要让高校院所的“所长”、企业“厂长”、医院“院长”合作，利用好本土的科研、行业、临床优势，打造全球生物安全科技高地。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力求“0”的突破

　　南方日报：您提到要构建“1+4+4+N”高端战略创新平台体系，这些平台是广州正在建设的项目。广州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将其统合发展，打造为一个体系?

　　王桂林：这源于此次抗击疫情带来的启发。广州科技在战“疫”期间立了功。为什么?广州的再生医学与健康省实验室、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科创平台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就源于长期布局、厚积薄发。

　　科学的大楼不是一天建成的。打造“1+4+4+N”高端战略创新平台体系，有助于集中优势资源支持若干重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完善基础研究战略布局，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实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从“0”到“1”的突破，积极共建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具体而言，就是能够充分发挥大院大所大平台集聚优势，规划布局基础创新区域载体。同时，围绕国家和粤港澳大湾区重大科学问题、产业转型升级问题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对战略前沿技术、核心关键技术、颠覆性技术的研发、转化应用的需要，集聚整合国内外优势资源升级优化实验室体系。

　　南方日报：目前，“1+4+4+N”高端战略创新平台体系的建设进展情况如何?

　　王桂林：这个体系的打造，广州才刚刚起步。疫情过后，我们要求明珠科学园尽快动工。目前，已明确入驻明珠科学园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端研发及重大创新平台等共15个项目。明珠科学园一期土地平整已完工，当地正在推进一期首批项目相关建设工作。

　　广州与中国科学院合作启动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智能化动态宽域高超声速风洞、极端海洋动态过程多尺度自主观测科考设施、人类细胞谱系大科学研究设施等4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这四个大科学装置中，有三个在中科院的“十四五”规划中位列前十，获批的概率较大。

　　广州3批共4家省实验室按各自的发展阶段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第一批建设的生物岛实验室在抗疫中发挥了头雁作用。第二批启动建设的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实现广州市科研经费首次跨境拨付香港。第三批启动的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省实验室、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等省实验室，也已完成组织机构建设。

　　10余家高水平创新研究院将作为重要的技术供给主平台，带动国家战略级新兴产业发展。趁着“新基建”的发展风口，这些高水平创新研究院将加速发展。

　　鼓励大企业组建研究院并承担国家重大专项

　　南方日报：近期，广州出台了进一步支持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企业在广州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王桂林：高新技术企业是广州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

　　以核酸检测为例，广州的达安基因研制的检测试剂,位列国家药监局应急审批首批通过6家企业6个新型冠状病毒检测产品之一。万孚生物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抗体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又成为国内首批正式获准上市的新冠病毒抗体现场快速检测试剂。在检测方面，广州的金域医学临危受命，在全国28个省、区、市开展检测工作。

　　这三个企业有一个共同特点：均为科研机构的成果转化企业。达安基因依托中山大学雄厚的科研平台,是广东省高校校办产业中第一家上市公司;万孚生物创建于华南理工大学的校办工厂，是华工的教学实践基地;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由广州医科大学、广州生物工程中心等参与投资组建。

　　从这三家企业的案例，也可以看出近年来广州在“科学技术产业”链条布局的成效。

　　南方日报：2020年广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支持大中型企业加强研发机构建设。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攻关。广州将如何推动企业参与原始性创新的实践中来?

　　王桂林：广州将加大落实企业研发经费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力度。截至5月29日，全市研发费税前加计扣除享受户数超过13000户，加计扣除金额458亿元(同比增长15.84%)，减免税款114.5亿元。

　　同时，实施《广州市高新技术企业树标提质行动方案》，对通过认定高企按企业研发费用投入状况给予额外奖励，研发投入大的企业和规模以上企业最高可达100万元。目前广州高新技术企业已超过12000家，该政策可以基本惠及有研发投入的所有企业。

　　在企业的研发投入方面，对于中小微企业和大企业需要区别施策。受制于企业规模和经济实力，中小微企业很难开展基础研究。对于这类企业，我们要考虑的是减税降费，用普惠性政策鼓励其科研投入。

　　对于有实力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大企业，则要鼓励它们组建企业研究院，使之拥有用于开展科研的“人财物”;鼓励这类企业承担国家的重大专项，该专项更接近基础研究。例如，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动广州地铁、广州港等企业一起开展智慧交通基础研究。

　　广深共建的特色实验室将于年底前投入使用

　　南方日报：在科技创新领域，广州如何落实广深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抓住“双区驱动”“双城联动、比翼双飞”的机遇?

　　王桂林：广州与深圳在科技创新方面各有所长，广州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较强;深圳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发展的优势非常明显。两市应发挥比较优势，推动创新合作取得较好成效。

　　在粤港澳大湾区，目前已经有了东莞松山湖的中国散裂中子源。接下来，广州南沙科学城、中新广州知识城、广州科学城，与深圳的光明科学城、西丽湖国际科教城、深港特别合作区等重大创新载体进行对接合作，争取国家实验室、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落户两市，共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按“两点布局”模式，广州与深圳共同建设了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广东省实验室，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深圳分部。海洋地球物理实验室、海洋地球古菌组学实验室、天然气水合物实验室三个特色实验室启动建设，科研设备已进入采购与招标环节，预计在2020年完成设备的购置和安装调试，于2020年底前投入使用。

　　我们还鼓励深圳市科研机构和科技企业，以产学研合作方式与广州市联合申报广东省第二批粤港澳联合实验室。

　　此外，两市要开放共享科技创新资源，建立健全开放型的科技资源共享体系，推动两地科技基础设施、专业技术服务平台、科技文献信息资源和大型科学仪器的开放共享，建立专家资源库、技术标准监测评价机构等协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