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科创｜植物园那些大咖科学家们的故事

　　从当年的农林植物研究所，到如今的华南国家植物园，近百年的发展中，有着一代代科学家们的艰辛奋斗和执着坚守。

　　陈焕镛：
填补中国植物标本采集空白

　　说起华南植物园，就不能不提其创始人——著名植物学家陈焕镛院士。

　　1929年，华南国家植物园的前身——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成立。当时所址设在广州东山石马岗。建设初期，创业条件极为艰苦，整个植物研究所仅有办公室一间、标本室一间。

　　陈焕镛是我国近代植物分类学奠基人之一，1919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在美国留学期间，他深深感受到研究中国植物的不容易，基本是一片空白，因此而萌生了要中国人自己研究中国植物的念头。因此，他决定前往海南岛进行采集，填补中国植物标本采集的空白点。

　　1919年10月，陈焕镛只携带着简单的采集用具就只身前往海南岛，计划在海南逗留一年。当时海南的交通十分不便，生活极其艰苦，陈焕镛依然坚持了下来。

　　接着，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他先是被毒蜂蜇伤，继而又罹恶性疟疾，终于体力不支，不得不遗憾地终止采集，前往上海治病。更不幸的是，陈焕镛首次采集所得的标本，存放在上海招商局码头被大火全部吞没，这无疑是对他当头一棒。无独有偶，后来1922年在和钱崇澍、秦仁昌、黄宗等人在湖北宜昌采得的标本，共3000多号，存放于东南大学“口字房”校舍，也因为大火而被毁。但是，挫折阻挡不住陈焕镛发展中国植物学研究事业的决心，后来他在湖南、贵州、广东、广西等地继续采集标本。

　　陈焕镛是首位赴海南岛采集植物的中国植物学家，为编写《海南植物志》奠定了基础。

　　至上世纪30年代，广州已经成为中国植物分类学的三大研究中心之一。陈焕镛还制定了一套科学管理方法，使得馆藏标本有条不紊，无论从植物名、采集人或者标本室编号均可以迅速查到所需标本，为以后采用电子计算机管理标本打下了基础。

　　他将华南植物研究所从只有植物分类学一个单学科的单位发展成为具有植物生理、植物生态、植物资源、植物遗传，还包括有一个植物园、一个树木园和一个热带植物引种站的多学科的综合性植物研究所。

　　张肇骞：带领团队实现“橡胶北移”

　　华南植物园的发展历程中，另一位重要的科学家是张肇骞院士。

　　1956年，他参与了华南植物园的建设规划。不久，一个规模相当的南方植物园在广州东北郊龙眼洞兴建。

　　由于担心在广州地区的条件对引种热带植物有局限性，张肇骞主张在海南岛开辟新基地。1964年春，他不顾身患高血压症，率队出发，同陈封怀、何椿年、伍辉民、黄观程等人到海南岛作为期17天的环岛考察，以选定引种站站址。他的战略考虑是：在海南岛选择适宜的地点，作为向大陆引种亚、非、拉热带植物的跳板，就可从中收集材料、培养干部和取得经验。“从引种入手，把植物的引种繁育先搞起来。这实际上会见效快，对以后向北推广的工作也会较稳妥”。“将来有了基础才建立植物园”。在他的领导下，国家科委很快地将引种繁育站(含植物园和保护区设想内容)的规划批准了。

　　让生长于热带地区的橡胶树能够“北移”种植，是上世纪60年代，华南植物园承担的一项国家重大任务。

　　在张肇骞的带领下，科学家们开展了三叶橡胶树抗寒生理的研究。1962年，他受聘为国家科委橡胶热作组成员。华南植物园在橡胶树的呼吸代谢、物质代谢、细胞生理以及不同品系耐寒力的比较和提高耐寒力措施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写出了一批较高水平的论文，总结了一套实验研究方法。后来，橡胶树北移到北纬18-24°获得成功，这项工作也因此获得国家发明一等奖。

　　陈封怀：
被誉为“中国植物园之父”

　　著名植物分类学家陈封怀是中国现代植物园的主要创始人，被誉为“中国植物园之父”，历任庐山植物园、南京中山植物园、武汉植物园、华南植物园主任，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其曾祖是晚清名臣陈宝箴，师从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驌、陈焕镛。

　　在上世纪30年代英国爱丁堡植物园留学期间，陈封怀前往欧洲诸国考察植物园的建设与管理，并且在1936年回国后，将毕生精力倾注于我国的植物园建设事业。我国上世纪50－70年代建立的许多植物园都有他的参与，或请他审查规划，或请他亲临指导。

　　对于建园工作，陈封怀认为植物园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提出了“科学内容与美丽的园林外貌”相结合的建园原则，并明确指出，造园应“古为今用，吸前人之精粹；洋为中用，去国外之糟糠。集国内外之大成，继传统之所长，光辉照耀”。这一理念在他主持建造的几个植物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何椿年：
在广西山林中发现“活化石”——银杉

　　筹建一个植物园，首要的问题是要有多种多样的植物，能够供科研、科普、游览、开发等要求的植物。

　　植物从哪里来？当年，参与筹建华南植物园的植物学家何椿年想到了广西的大瑶山。

　　广西还有许多未开发的原始森林是植物的宝库，但要到那里，必须要能吃苦和有个强健的体魄。为了适应更艰苦的野外工作，他开始作充分准备：剃个光头，早晨跑步锻炼身体，冬日坚持洗凉水澡等。经与华南植物研究所广西分所联系，与广西分所共同成立一支考察队到广西福林区考察。

　　何椿年亲自带上两个学徒，进入十分隐蔽的原始林区。当时没有任何现代化通讯与交通设备，只能徒步上山，路越走越窄，只隐约看到山猪、豹、老鼠在活动，晚上借宿山民家，次晨继续前进，最后连路也没了，只能披荆斩棘自己开路。

　　到了一个有水源的山窝，队员们便砍竹割草，建成了生活、工作用房并作为据点，然后开展工作。生活极为艰苦，伙食药品的供给要由人来回走4天山路背回来。米买不到，还要自己打稻谷成糙米煮饭，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这支考察队在山上整整干了3个月，收集到大量宝贵材料，然后用肩扛手托的原始方法，把需要的植物材料（包括一些大树）搬出大山，运回广州。

　　这次考察还发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树，后经陈焕镛和匡可任两教授鉴定为新种，即为举世瞩目的“活化石”——银杉。他们收集到的材料也为后来广西在此地建立自然保护区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