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如何用法治引领科技创新？
《羊城论坛》聚焦超大城市科创环境建设
在“十四五”的新征程中，广州把科技创新摆在首要位置，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科技创新强市。
今年7月1日，《广州市科技创新条例》(下称《条例》)即将正式实施，以法律刚性凸显广州全力推动科技创新的力度和决心。5月24日，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主办的《羊城论坛》主题为“科技创新大家谈”，邀请政府部门、人大代表、专家学者等共同探讨超大城市的科技创新环境应为何样?
“法治是推动科技创新的有力保障。”作为广州市科技创新条例立法牵头部门负责人，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副主任刘群表示，《条例》借鉴先进城市的先进经验，最大限度地汇聚了各方面的智慧、意见，给科技创新工作提供宽容和稳定的环境，将引领广州未来科技创新发展。
创新活力竞相迸发
近年来，广州市全面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科技创新强市”的战略目标，锚定“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发展、人才支撑、生态优化”的全链条创新发展路径，在建设科技创新强市上取得了新突破，创新活力竞相迸发。
“广州区域创新体系不断完善，区域创新能力得到长足的进步。”广州市科技局副局长吴汉荣介绍，面向国家的重大需求，广州建立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性科技创新平台。同时，借助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机遇，广州大量引进国家战略力量，比如中科院等大院大所，以及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来广州成立一批高水平研究院、新型研发机构，不断提升广州的原始创新能力。
一组数据可以证明：去年，广州地区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的项目有3188项，位居全国第三;技术合同交易额达2256亿元，位居全国第二。广州高新技术企业从“十三五”初期的不到1200家上升至去年的1.2万家，增加十倍。目前在广州工作的院士达115名，引进了126个创新创业领军团队，拥有960名海内外高层次人才……
“这实际上反映出广州创新生态不断优化，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更好地把精力放在创新创业上，减少管理上的繁文缛节。”吴汉荣说，更重要的是即将实施的《条例》对这个生态环境的优化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法治化保障。
法治与科技创新
从一审稿到二审稿，再到施行稿，《条例》结合实际情况，最大限度地汇聚多方智慧、意见，为广州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是充分运用法治手段助推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举措。
“首先是引领作用，《条例》通过对北京、上海、深圳等先进城市的先进做法，进行反复琢磨、学习，把能够借鉴使用的都纳入进来，让法治能够起到引领科技创新发展的作用，告诉大家现在先进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应该朝什么方向去发展。”刘群说。
其次是宽容，法律规定能够给科技创新工作提供审慎包容的环境。刘群表示，在《条例》中，很少使用严禁、禁止、不准这类词语，大多数都是鼓励、支持的态度，除非是在涉及下限或底线的内容中，如强调科技人员的伦理道德风险防范以及科研诚信防范。
在他看来，《条例》借助稳定的政策，还为广州营造了稳定的科技创新环境。“这对于科技创新而言极为重要，如果说这个城市、这个地方、这个部门的政策朝令夕改，那么我相信再好的人才、再好的企业也不愿意到这里来，因为这样会使之无所适从。”刘群认为。
“《条例》是用包容审慎的态度打造科技创新的生态环境。”华南理工大学教授谢惠加同样观察到，科技人员在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中有可能存在法律风险，而《条例》从科技成果的权属改革入手，用激励的办法保障科研人员的思路值得借鉴推广。
面向未来的优化提升
科技创新是面向未来的系统工程，需要与时俱进地优化提升相关政策和措施。
“《条例》不仅仅是科技部门的事，也不能解决所有的工作。”广州市司法局立法二处副处长周国伟认为，接下来要解决企业和政府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通过市、区相关部门对信息的整合共享，对相关的事项制定政策兑现事项清单，实施清单式的管理，放在政府服务平台上，全部实现统一化、标准化、规范化。
“无论是人才，还是企业，首先就是要普法、送政策。”通过日常的工作和调研，广州市人大代表徐嵩发现，很多企业家和科研人员的专长并不在解读法规、分析政策，如人才优惠政策不断更新，让人很难迅速理解。
因此，徐嵩建议，政府要做的就是政策的整合与送达。“这就像是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政府是技术的持有方，出台了很多的政策法规，企业就是应用场景，最重要的就是将两者结合起来，打通整个闭环。”
《条例》提到，设立科技创新发展专项资金，加强科技创新基金体系建设。“既然《条例》规定了建设科技创新经费投入的金融体系，也应相应制定个人破产制度，允许科研人员的创新创业失败，这样才能充分激发全社会的科技创新热情。”徐嵩说。
刘群也表示，要加大《条例》的宣传、培训力度，让社会公众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它，推动进企业、进部门、进科技人员的心中，让他们知道包括引才育才、营商环境、科研经费等方面有哪些政策，又如何落地实现。
“一个好的法律，实际上是一个框架，它需要更多兼任的配套政策，来保证其能落地实施，还要进一步优化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人才队伍建设等生态环境。”刘群说。
